礼拜五晚上推掉了一切邀约，终于看到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。是的，终于。

之所以用上这个词，是因为等了太久。

元素们叠加起来格外闷骚，勾人的气质也足够强烈，以至于当时我买票要看的正片开始了，脑子却还是想着“要看这部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”。

闷骚的东西，谁不喜欢呢？

葛优饰演的陆先生身为黑帮老大，但做事有腔调又讲规矩：他可以面对断手面不改色调侃闲聊，也在日本人要谈合作的时候凛然拒绝。他似乎无所不能，这样“教父”般的人物原型是杜月笙。

可实际上他匆匆忙忙回到自己的餐馆里，在日式的房间里换仪式感严备的和服，吃日式原样的烤秋刀鱼和刺身，和猫说日语，哼的调子是日本歌谣——那是故乡的意思，他的内心里还是个日本人。

这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化，是上海不同时期遭遇的真实缩影，在所有人当中缠绕。

如果单把故事文本剥离出来去一一解析，或是对应历史人物故事，足够分析好大一篇；又或者从每个镜头每一束光来思考，也足够梳理出3000字以上的解读小论文。但缭绕在影片中挥之不去的罗曼蒂克，或许更值得说道。

既然没有钱也没什么社会地位，连明天都那么不确定，那温香软玉在怀总是没错的。

要照顾的人很多，要顾及的事也很多，但人面、情面、场面，人生最难吃的三碗面他都端得平平整整。

比起来女人们罗曼蒂克更实在一些。

明明只是佣人身份的王妈，照料了一府人的吃穿用度，还能给陆先生引荐杀手、帮戴先生做说客送戒指。事情虽多，但她尽守本分：粥咸了一点点就要下人重新去熬，老板开玩笑说饭菜不好吃了，她立马责怪自己不该换锅。就连中了枪，她也要撑着自己走回屋子里，靠着椅子坐下，坚决不肯倒地死去。

袁泉扮演的吴小姐，就是胡蝶。她曾经想过要和丈夫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但丈夫的出轨和出卖让她的“以身作保”显得愚蠢而可笑，罗曼蒂克也随着婚姻的破灭而消亡。她始终坚持随心走，喜欢一座城市，才会喜欢这座城市的食物，无从选择但也自矜自贵。

情爱关系里充满了旖旎和香艳，毫无疑问是罗曼蒂克的，只是每一段罗曼蒂克都不那么平顺。变幻的大背景让罗曼蒂克危机四伏，再深的感情遇到危机就转化成了干巴巴的现实：要么勉强着好好过，要么壮美地牺牲一把，再不然只能向生活和命运低头，让尊严变为苟且。

甚至电影里头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，也充满了旧上海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摩登派头。

和日本人的谈判也要选在妹夫的日本餐厅，靠着木质的餐桌一言不合就开枪。

用吃来开场，大多是为了体面，肚子填饱了，说什么做什么也都顺理成章不必客气。

但在女人们来说，体面或许是打扮。

吴小姐为了救丈夫而找到陆先生，照样是饭桌上的交流，但吴小姐一身西式改良过的旗袍，保留了走起来一地摇曳的裙摆和高叉，但上半身用上了西式宫廷风般蓬松的短袖，时髦又新潮。

外套是匆匆加上的。作为电影明星，吴小姐做什么打扮都不过分。就算是普通的旗袍，她的领口袖口都会缀上珍珠和精致的蕾丝刺绣，这样的暗香浮动，天生就会招来各种宠爱和怜惜。

而同为拍电影的小六，在她没有定下来的年月里是不肯好好穿旗袍的。西式的斗篷长裙，蕾丝是她长出的第二层皮肤，她代表了那时候的新潮。

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，烫好的头也绝不会皱一下。头发是皂角护理出来的浓厚和恬然，抹上头油后上烫好的火钳，留下头顶上的波浪。这样的头发弄好之后几个月都散不下来，用手拢拢就好了。

更传统一点的王妈，恪守着佣人帮工的本分。她带黄包车夫去见先生，教育人家不要乱搭腔，样子也要严谨。

对平头百姓来说，这些端正都是上等人才有的，坚守无用，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风韵偏偏来自于这些无用的美感累积。

这种时代的精气神最终随着历史更迭而慢慢散去，上层社会的派头也逐渐消弭，用暴力建立起来的黑色博爱再也不复存在。

罗曼蒂克渐渐只存在在想象里。就像贯穿始终的插曲《Take me to Shanghai》，带我回上海，可是那个上海回不去了。

人们试图用《长恨歌》来接近那个罗曼蒂克的上海，但是王安忆偏偏觉得那段不熟悉的时代造就了长期的误读；人们向往《上海滩》里的浪奔浪流，但黄浦江深偏偏没有浪。

“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，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，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，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。不久他就死在香港，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件或说过的话，他基本没再说话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，一切都不值一提，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。 ”

罗曼蒂克消亡之后，一切都不值一提。